赵广超：故宫，就是一个大故事的终端机 |《腾云》67期精选
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口中，赵广超是“半个故宫人”；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说，如果非要列一张对中国文化最有贡献的港人名单，“赵广超的名字一定排在前头”；赵则戏称自己“从来都是一个奇怪而又陌生的元素”。
一条“王者的轴线”，让他思考中国文化的“规矩”，进而思考一个现代人如何发展自己的自由意志。他经常赞叹故宫，“故宫，就是一个大故事的终端机，历史里的人，现实中的人，那么多的故事——你愿意的话，一花一草也是故事。”赵广超说。而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目的之一，不过就是要讲好故宫的故事。
文/阿改
公元12世纪的开封府，人口多达150万，堪称当世第一大城。不过，在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——就像赵广超亲自数过的那样，画中人丁不过778人——
哦，不对，数了两次之后，赵广超又反复数了很多次，最后他比较肯定了：应该是814人。
除此之外，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，每日由专人驱赶入城，供东京居民食用的猪超过万只，不过，再一次，到了张择端笔下，“这里只有七头猪，有一头赖在树下不出来”；此外，张择端还画了约180棵树、13辆车、29艘大小客货船、8顶轿、83头牲畜......
《紫禁城100 》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这样的“发现”，早在“千里江山——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”在北京故宫盛大开幕的13年前，赵广超便在《笔记清明上河图》一书的扉页标注了出来。不过不是以文字干巴巴地写上，而是画上一群小人儿，齐齐拉抻着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展卷游观，煞有介事，仿佛——他自己也是其中乐游人之一。
说得那么轻松，画得那么好玩，背后不知藏了多少笨功夫。
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说，如果非要列一张对中国文化最有贡献的港人名单，“赵广超的名字一定排在前头”，原因是后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“作书”方式，“不只普及了中国视觉文化的精髓，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能爱上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古代艺术经典，而且还另辟蹊径地找到了进入中国传统的新门道”。
设计师、艺术家、研究者、创作人、教书匠......对赵广超而言，这些头衔都对，却也都无法单一定义这个文化多面手。
作为《大紫禁城——王者的轴线》《紫禁城宫廷情调地图》《十二美人》《我的家在紫禁城》等系列著作的创作者，赵广超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口中的“半个故宫人”，而赵则戏称自己“从来都是一个奇怪而又陌生的元素”。
《十二美人 》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他生平最佩服两个人，一是玄奘法师，一是六祖慧能，“一个是什么都懂，一个是连字都不认识，却都可以成为我们最高的偶像，这真是奇妙的中国文化”。
2018年7月底的一天，赵广超在嘈杂的咖啡馆里轻声细语地回溯早年负笈学艺、归国求真，结缘故宫，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等诸般过往。研究故宫十几年，赵广超说自己仍在“发掘故宫以后的发展方向”，思考“故宫如何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挥她的魅力”，感觉还有“一大堆构想”尚未得到实践。
多年前他放弃在香港的教职，投身传统文化研究，当时同事们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因为“我想教更多的人”，结果同事们听了，“看我的眼神就像送殡一样”；多年后他跟北京的朋友说，自己想回香港，做更多关于香港文化和教育的事情，“这边的朋友也是一样用送殡的眼神看着我”。
人们从来都告诉他，他的选择太难，“但你已经感觉到了那个东西的必要性，不做，你就对不起自己。”赵广超说。
1
“我的成长里有很大的孤独，
但从未寂寞”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赵广超是个很慢的人——说话慢，走路慢，感受风雨和光阴，也是慢慢地。
1950年代生于香港新界，米铺老板之子赵广超从小莫名喜欢看书。有时候在路边看到有字的东西，哪怕是一片烂报纸，他也会蹲在那里一直看；小学三年级读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，四五年级读《昭明文选》和《古文评注》，后来才发现，小学里看的书，很多是上了大学才要求读的。
他也喜欢画画，“千方百计地去了解一个画家是怎么样的”，于是从小就学别人去写生，在很晒的天气里，傻傻地画山。回到家，才发现自己画了“一块绿色的布”。
为了弄明白“是什么决定一张纸或一块布是一张画”，高中毕业后，赵广超决定去法国，学艺术。在卢浮宫，第一次看到画册上的原作，被震惊了的他觉得“要穿透一切限制，从头再开始”。
这个年轻人先后就读于法国贝桑松艺术学院和巴黎第一大学。那时候他有一个“未能熬过艺术的艰苦训练”的朋友，回国之前送了一大木盒粉彩给他。“当时我穷到从来没有用过那么漂亮的粉彩，那时正好是复活节，我就用复活节假期，买了经济上还能承受的三样东西：意面、洋葱和鸡蛋，在宿舍里度过了两个星期。”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他把那一整盒粉彩都用完，期间“画到手皮磨破，出水”，滴到画上，于是粉彩变成水彩。“如果我是和尚，那就叫‘顿悟’——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画粉彩不是画画，而是在平面里做雕塑。”
赵广超想跟全世界分享，那个时刻“让我明白了西方艺术的形式，物料的应用，自然的美感，浪漫的情调，古典的严谨......”他想告诉别人，“我的成长里有很大的孤独，但从未寂寞”。
留法后期，艺术家赵广超的画作已经可以卖上不错的价钱。有亲友劝其加入法国籍，“他们觉得我可以悠闲地过生活了”，但赵广超想，“如果要过这样的生活，我来这里干嘛？”
上世纪80年代末，赵广超选择回到香港。“我知道回香港要吃苦，因为我做的东西别人不认同，但是，人生有什么比你有些想法然后还可以尝试更好的呢？”
抵达香港后，赵广超做的第一件事，却是飞北京，看故宫。
那是1988年的冬天，天降大雪，他第一次看到太和殿，打开相机，手却僵硬得换不了胶卷。
那时候他想，如此冰冷的天气，如果是一个小宫女或小太监，听到主子召唤，又要避寒，她／他会躲在什么地方呢？多年后——那时候赵广超已获允在故宫内进行研究，他在一个冬日让自己的助手进入后宫，假想自己就是宫女或太监，去找最冷天里的避寒之处。
但在那之前，赵广超仍需回到香港，思考香港社会的身份认同，渐渐进入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领域，耗费15年，才推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《不只中国木建筑》，并于2001年成立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，致力于研究和推广传统以至当代的艺术和设计文化。
“解构”完中国木建筑，他随之以图文并行的方式写了《笔纸中国画》，“结果学生觉得难懂，不忿抽一章节出来，再写《笔记清明上河图》，结果大家看得懂了”。
2003年，赵广超下定决心，放弃在香港的教职，赴京进行彻底的文化研究，研究对象，便是暌违十几年的北京故宫。
2
“那个院子可以讲给你听”
赵广超曾说，“我依然喜欢卢浮宫，对凡尔赛宫的感觉也相当好，但如果说到一种文化的深邃和宽阔，我觉得只有在中国的皇宫或紫禁城里可以见到”。
初抵北京那阵子，赵广超住在北京饭店，希望有一个房间可以看到故宫——在这样的房间住了一个月，故宫是画下来了，盘缠也全部花光。当时是夏天，每天故宫一开门，赵广超就自己买票跟游客们一同进入故宫，一边观察，一边做笔记——后来厚厚的笔记本意外遗落在出租车上，他没有放弃，心想：“我可能做得不太好，再来”。
融合了手绘和电脑制作的精细版故宫插图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“再来”的结果，是2005年出版的那本《大紫禁城——王者的轴线》。原紫禁城出版社(现故宫出版社)社长、后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的王亚民找到赵广超，希望《大紫禁城》在北京出版英文版和简体字版。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澳门，只会粤语的赵广超几乎听不懂王亚民的普通话，多次确认后终于弄明白王院长的另一个邀约：故宫欢迎你来做研究。
赵广超二话不说，马上来京。
在故宫，赵广超驻扎在紫禁城出版社，获允“进宫”看资料，和专家一起做研究，跟出版社的编辑一起策划，后续出版的《大紫禁城情调地图》《十二美人》《我的家在紫禁城》系列图书等，便是部分工作成果。此外，2011年起，他还在央视纪录片《故宫100》中担任艺术总监。
他曾对媒体描述在故宫做研究的感受：“你在故宫一个院落里面工作，前面是树。当太阳晒的时候，好晒；下雨的时候，真的感觉有雨。阴晴雨晦，你都会感觉得到。慢慢地，你就会习惯里面的季节变化。那个院子可以讲给你听。”
“每天当阳光落下来，影子去到哪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概是几点钟。这件事很有趣，让我觉得紫禁城里有好多钟。有时候下大雨，我就叫助手去收录一些雨声，想要知道这里的雨声究竟是怎样的。”
在赵广超眼里，这样的事情是浪漫的。他强调感性的认识，“不是理性，不是智性，但是最深刻”，打开感官，全面感受具体而真实的文化。这种观察和体会世界的习惯，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——“我从很小开始就习惯了凝望，看着一个形象，然后去感受我和这个对象之间种种奇妙、细微的变化。”
故宫对赵广超而言，令他“好奇又感动”。“如果一个东西让你感动，你不做一点事，老天就会把它收回去，送给有条件拥有这份感动的人。”赵广超说。
3
“重新迈开步伐的古典主义”
有人将赵广超的工作比喻为“一个人的出版”。不像一般的写书者，赵广超自己身兼图版设计师的身份，因此得以将文字、插图、设计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。
按照赵广超自己的说法，他是“利用了杀死纸媒的电脑软件”，做出最古典又最现代的书籍。
做《笔记清明上河图》一书的时候，要复现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柳树，他就经常站在真的柳树下，“看这个天地没有帮我选择的时候，它是怎样的”，然后回去再用电脑软件将柳树“画”出来。
《紫禁城100 》内页插图：东六宫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《大紫禁城》一书中，当写到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时，他会在三大殿的上空画一只燕子，燕子身后拖着一条流利的弧线，形象说明三大殿“在高度上带着一种恍似鱼龙起伏的马蹄形节奏”。
写故宫建筑的屋顶，他会单独画一栋房子，除了在旁注解京师地区冬至和夏至正午日照的角度，还会在房子下画一个宫女和一只猫，旁边写上：“屋檐的设计，令夏至中午的猛烈太阳照不到我；冬至时，猫咪的位置也会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”。
赵广超的书，插图往往有着精确的透视和比例，但中间却会穿插各种身份的小人儿，让读者形象地看到人在空间内的活动和角色。比如他写紫禁城历史上“具体的平衡”，插图上两圈小人儿说明当年顺治皇帝严戒太监干政的史事，旁边却画上一个戴着墨镜、翘着屁股骑自行车的小人儿，一看便知那是末代皇帝溥仪，而插图上方的文字则写着：“当内廷的小皇帝为了方便骑脚踏车而将大部门的门槛锯掉之后，外边的势力圈也就随着逊帝溥仪的脚踏车将最后残余的内圈吞噬，只留下了当初完整的政治理想实体——这座皇宫。”
“我挺擅长讲西方的东西，他们听了都说喜欢听，但我觉得那不是我们需要的养分的根本，”赵广超说，而选择故宫和传统文化，于自己而言，是“重新迈开步伐的古典主义”行为。
《紫禁城100 》内页插图：角楼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一条“王者的轴线”，让他思考中国文化的“规矩”，进而思考一个现代人如何发展自己的自由意志。“我觉得现代是最好的时机，去展示自由和独立的思考，去尝试”。
他经常赞叹故宫，努力“用一个简单的办法，让人对故宫产生基础的感情”。“故宫，就是一个大故事的终端机，历史里的人，现实中的人，那么多的故事—你愿意的话，一花一草也是故事。”赵广超说。
而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目的之一，不过就是要讲好故宫的故事。他用好电影创造好票房来做比喻——“社会上这么看重故事，但愿意学习讲故事的人很少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作为故事去观察的人更少”。
《紫禁城100 》内页插图：太和殿
（图/赵广超工作室提供并惠允使用）
回想十多年前，“我来故宫的时候，正好是故宫有迹象打开外人所谓的‘较为顽固的官僚架构’的时候，”而打开的例证之一，就是赵广超自己与故宫结缘的故事，“他们给予我进行各种尝试的机会，这也反映了整个故宫体系的变化。”
近几年，赵广超一直想写与宗教有关的书。自谦“门外汉”的他，对禅宗的石头产生了兴趣，因他相信，“这个最卑微的东西，却有着最深邃的永恒的内涵”。他说，“宗教其实是一种对内在价值的膜拜，无论山崩海啸、人的生死、朝代的兴替，都不会影响这个永恒的价值。”
他还想写一个关于观音的故事，那是中国人最熟悉的，但他却想告诉大家，“你和她之间的陌生程度在哪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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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说
阴、晴、雨、雪，哪种天气下的故宫最令你感动呢？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吧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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